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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企业价值不仅代表市值，更综合了公司的债务和现金，是衡量一个企业真实价值的“黄金标准”。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全球企业价值（Enterprise Value, EV）排名前20的生物科学技术公司中，有一半（10家）的总部在中国。而在短短三年前的2022年，这一个数字还只是四分之一。

　　作为对比，就在2023年6月，美国还以13家公司占据非常大的优势，如今却已减少至10家。

　　根据彭博社的一项独家分析，仅在去年，中国进入开发阶段(Development)的创新药（Novel Drugs）数量就超过了1250个。这一个数字不仅将曾经的制药强区欧盟远远甩在身后，而且已经很接近美国约1440个的水平。

　　它如同一个国家的战略后备军，决定了未来5到10年谁能主导市场。从曾经的“仿制药大国”到如今创新管线直追美国，中国的蜕变堪称“凶猛”，其势头丝毫不亚于在AI或电动车领域的突破。

　　要理解这场变革，我们一定要深入到那些改变游戏规则的分子和临床试验中去。三个来自中国的创新药，讲述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崛起故事。

　　长期以来，跨国药企的“重磅炸弹”药物在全球市场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由强生和艾伯维联合开发的伊布替尼（Imbruvica），就是治疗某种白血病的“药王”，年销售额近百亿美元。

　　它研发的同类药物泽布替尼（Brukinsa），主动发起了与“药王”的“头对头”（Head-to-Head）临床试验。这在制药界，无异于一场豪赌。一旦失败，不仅研发投入付诸东流，品牌声誉也将备受打击。

　　在名为“ALPINE”的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中，泽布替尼在有效性上显著优于伊布替尼，且安全性更高。凭借这一过硬的“金标准”数据，泽布替尼成功登陆美国市场，并且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实现了中国本土原研抗癌药对全球“药王”的逆袭。

　　2022年初，信达生物与其合作伙伴礼来（Eli Lilly）一同推动其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在美国上市，却遭到了美国FDA顾问委员会罕见的公开“狙击”。

　　FDA的理由是，其关键临床试验仅在中国进行，患者人群单一，且对照组的选择并非国际“金标准”。

　　它让中国药企深刻认识到，要想真正成为全世界玩家，就必须从研发立项之初就遵循全球最高标准，进行全球多中心、多种族的临床试验。

　　此后，中国药企的出海策略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健。它们不再仅仅寻求在美国“卖药”，而是通过更早期的对外授权（License-out），与跨国巨头深度绑定，共同进行全球开发。

　　如果说百济是“挑战者”，信达是“学习者”，那么康方生物则代表着“引领者”。2022年6月，其研发的卡度尼利单抗（开坦尼®）在中国获批上市，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获批上市的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特工”，它有两只手，一只手精准地抓住肿瘤细胞，另一只手同时抓住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T细胞），强行将两者“撮合”在一起，让免疫细胞精准地杀死癌细胞。

　　它标志着中国生物医药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已经从“跟跑”实现了“领跑”。这背后，是中国在抗体工程、靶点发现等底层技术平台上的深厚积累。

　　早在十多年前，“生物医药”就被确立为“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级规划的核心战略支柱之一。

　　这带来了千亿级别的资金扶持，前所未有的税收优惠，以及以上海张江、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为代表的“国家队”产业集群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它像一座灯塔，为整个行业指明了方向，稳定了所有参与者（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的长期预期。

　　2015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启动了深刻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过去，一款新药在中国申请临床试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等待超过500天；改革后，这一段时间被压缩到了60个工作日以内，与美国FDA的标准看齐。

　　更关键的一步是，中国在2017年加入了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的药品监督管理体系与国际最高标准全面接轨。此举不仅大大加快了国内外新药上市的速度，更让中国的临床数据获得了全球认可，为中国创新药“出海”铺平了道路。

　　过去十年，中国上演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高知人才回流。超过200万“海龟”归国，其中不乏曾在哈佛、MIT深造，在辉瑞、罗氏掌管核心研发的顶级科学家。

　　例如，百济神州的创始人之一王晓东、信达生物的创始人俞德超、康方生物的创始人夏瑜等，他们不仅创办了如今市值数百亿甚至千亿的领军企业，还带回了创新的“火种”，培养了新一代的本土研发人才。这背后，是中国每年培养的百万级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所构成的人才金字塔基座——其规模约是美国的10倍。

　　2018年，香港交易所石破天惊地推出“18A”上市新规，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学技术公司上市。这一举措，被誉为“近20年来港股市场最重要的改革”。

　　截至2025年9月，已有超过77家公司通过18A章成功上市，累计募资超过1200亿港元，总市值约1.70万亿港元，涵盖抗体、小分子、疫苗、创新医疗器械、手术机器人及细胞疗法等领域。

　　这一制度创新，与内地的科创板一道，构建了一个强大的资本“双引擎”，为中国生物科学技术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

　　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却也最关键的一环。以药明康德（WuXi AppTec）、药明生物（WuXi Biologics）为代表的CXO（医药研发与生产外包服务）公司，构建了全球顶级规模、效率最高的“研发服务航母舰队”。

　　一家只有几个科学家的初创公司，无需自建昂贵的实验室和工厂，就能通过外包，享受到世界级的化合物筛选、临床前试验、临床样品生产等全链条服务。正是这个强大的“基础设施”，让中国的创新效率和成本控制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实现了“拎包入住”式的研发。

　　反观美国，过去几年，受全球宏观经济紧缩、利率上升的影响，美国生物科学技术领域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资本寒冬”。许多初创公司融资困难，研发管线被迫收缩甚至倒闭，行业整体活力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其内部日益复杂的监管流程和高昂的临床试验成本，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减缓了创新的步伐。

　　而另外一边是中国的崛起，自然而然，华盛顿的政客和跨国药企的巨头们，开始用复杂的眼光审视着这位新玩家。

　　之前，美国国会推进的《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在行业内引发巨大震动。该法案旨在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美国政府资金流向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几家中国头部CXO。此举直指中国生物医药的“基础设施”，意图延缓其发展步伐。

　　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的一项调查显示，其超过79%的成员公司与中国有业务往来。强行“脱钩”不仅可能会引起美国药品供应链的紧张和成本上升，更从长远上倒逼中国加速构建完全自主、不受制于人的全产业链创新生态。

　　数据为证：2020年以来，西方公司已斥资约480亿美元，以授权引进的方式购买中国创新药的海外权益，交易额增长了惊人的15倍。

　　比如，默沙东（MSD）豪掷55亿美元，与中国的科伦博泰合作开发ADC药物（被誉为“生物导弹”）。葛兰素史克（GSK） 与和黄医药的合作，创下了中国药企单项对外授权的纪录。辉瑞、阿斯利康、罗氏…… 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跨国巨头，都在争相将中国创新药纳入自己的研发管线。

　　它清晰地表明：“中国新药（Innovated in China）”已经从一个概念，变成了全球医药市场不可或缺的核心资产。

　　还记得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一瓶数万元的抗癌药压垮一个家庭的绝望吗？随着国产创新药的崛起，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写。以曾经高不可攀的PD-1肿瘤免疫疗法为例，国产药物的上市，直接将年治疗费用从30-50万元拉低至5万元以内，让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得以重获希望。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高效的临床试验体系，使其在攻克某些疾病上拥有天然优势。在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下一代颠覆性技术领域，中国正与美国齐头并进。

　　一个国家能否研发出自己的创新药，必然的联系到国民的健康安全和民族的尊严。当华为的芯片让我们挺直了科技的脊梁，那么中国的创新药，则将为我们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长城”。

　　当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依然年轻。在基础科学的源头创新、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全球化的商业运营能力等方面，我们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差距。前路依然有挑战，甚至有暗礁。

　　因为它所驶向的，不仅是全球市场的星辰大海，更是一个让我们的父母、子女和我们自己，都能更有尊严、更无所畏惧地面对疾病的未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