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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3年，投入数十万元，被纳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在2009年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随着《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与《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在6月末的出版，目前丛书已有五部著作问世。但与最初计划的在“十一五”期间出版50本的规模相比，丛书出版遭遇到的困难却远远出乎预料。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在策划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每年推出10本，但真实的操作下来，发现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因为老科学家的病故、病重或访问者交来的稿子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中途已有十几本书的选题因而夭折。”丛书策划人、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李小娜说。

　　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出版工作启动于2006年，与当时正逐步兴起的“口述史”热潮不期而遇。在2002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期间，历史学家李学勤和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提交了《关于建立“口述学术史资料中心”的建议案》，建议由科技部、教育部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单位，共同建立“口述学术史资料中心”。其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此影响下，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柏春、王扬宗等先后商议组织力量开展中国近现代科学口述史的工作，湖南教育出版社则对出版科学口述史方面的丛书表示出极大热情。

　　李小娜说，她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接触过不少科学家，他们往往都是埋头做事，不求回报，这种精神也在时时感动着她。因此，李小娜在很多年前就有意出版一套科学家访谈录，想通过图书来宣传科学家的精神与品格。而这一初衷最终落到了出版这套科学口述史丛书的身上。

　　为了做好丛书的出版工作，湖南教育出版社将丛书定位为打造“科学历史展示馆”和“科学文化抢救工程”。丛书选择亲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走过坎坷曲折人生历程的中国著名科学家，以及中国20世纪科学发展特别是新中国科学发展重大战略的重要决策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用口述历史的方法，通过人本叙事，记录中国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在谈到科学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时，担任“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主编的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指出，20世纪，中华民族从黑暗中觉醒而艰难地走向光明。当历史走进21世纪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把过去的世纪当做一个整体加以回顾、梳理和研究。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历史学家的目光，大多依然按历史的惯性更多地关注着政治、军事、文艺等方面，却很少关注20世纪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史。对于一般历史学家，科学史研究有专业相关知识方面的障碍，也有史料缺乏的困难。

　　樊洪业表示，大量的科学史料，高度分散在各种社会机构的档案、科学家的论文著作、科学会议文件及私人日记和通信中。此外，现代史的一个特点是在时间上相距不远，过去的大量史实还在人们的头脑中保留着清晰的印记，因此，历史学界兴起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也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口述历史”，即把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口述回忆，整理成文稿和音像资料。回忆类史料，不但可以大大补充文献资料记录的缺失，还能展示和挖掘科学活动记录背后的当事人的心灵世界，为后人留下更充实、更鲜活的文化财富。

　　樊洪业介绍，丛书编委会根据操作中的真实的情况，将书稿划分为五种体例：1.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线.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4.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5.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出版物重刊。

　　其实，无论是打造“科学历史展示馆”，还是开展“科学文化抢救工程”，科学口述史的出版都将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然而，在几年来的实际编著过程中，出版社与编委会仍然遭遇到很多超出预料的困难。

　　首先是科学家的年龄与健康问题。据李小娜介绍，在策划之初，出版社曾列出了一张近50位访谈对象的名单，但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黄昆、谈家桢、彭桓武、唐敖庆、刘东生、陈述彭、涂光炽、邹承鲁、席泽宗等许多重量级的科学家先后辞世，还有一些则由于健康原因也没有办法进行访谈。

　　其次是丛书对访问者的要求也很高，既要能掌握专业领域知识，又需要具有高超的访谈技巧和熟练的文字驾驭力。樊洪业介绍，科学口述史丛书并不同于一般的口述实录类图书，更多的是要符合科学史专业规范。因此，也有很多访问者是在开始工作后因为难度太大而中途却步的。李小娜也遗憾地表示：“目前国内的访问者队伍还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第三是访谈对象的配合，要求受访者既要记忆清晰，又能善于表达。而很多科学家往往因为处事低调，或者不愿意接受访谈，或者在表达时往往高度概括，难以深入到历史细节之中。

　　去粗取精，去伪存线月，丛书率先推出了三部口述自传及人物访谈录，分别为：《徐利治访谈录》、《王文采口述自传》和《施雅风口述自传》；6月，又新推出了两部专题访谈录：《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与《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

　　徐利治为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是一位已89岁高龄的老数学家。《徐利治访谈录》的两位访问者分别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向东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金海。袁向东与郭金海在谈到访问过程时介绍：“徐先生的坦诚让我们敬佩。他毫不回避走过的弯路，公开自己的天真行为。他对他的师长充满感激，但又不去掩饰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叙述像是未经特意裁剪的原始记录，其价值不言而喻。所谓恢复历史的真实，应该是尽可能完整地重现发生过的事，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王文采口述自传》的访问者胡宗刚为庐山植物园图书馆副研究员，曾著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和《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他在工作中曾多次采访过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但在为撰写口述史丛书征求王先生本人意见时，却被推让，说在世的中国植物学家中更有人值得撰写。胡宗刚说：“王先生的一生只是默默工作，为人处世总是低调，我说先生一生业绩当然应有总结，更重要的是通过先生了解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历史，为中国科学史积累史料，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树碑立传，这也是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旨所在，在我反复劝说下，才获同意。”

　　《施雅风口述自传》的访问者张九辰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介绍说，施先生保存有大量的日记、野外工作记录、会议记录和学习笔记。尽管有些记录本在“文革”和施先生的几次搬迁中丢失了，但现在仍有70多本记录保存完好。采访之余，我经常翻阅这些笔记，寻找着值得回忆的历史细节。

　　从已出版的几本访谈录中，显而易见其中的成功与可取之处。樊洪业指出，访者要在访谈之前作好提问的准备，不过，准备是否完善，不仅取决于访者的工作态度，也依赖于访者的专业水平。当前在专业水平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又不能从容等待的情况下，对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水平就不能要求过高。只有放手去做，在干中学，才能慢慢地提高。能够把亟待抢救的抢救出来，就是有价值的。

　　李小娜说，在编辑、审读书稿的过程中，很多文字都经常使她有想要落泪的感觉，相信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能从老一辈科学家的人生阅历及精神世界中吸取到宝贵的经验与财富。据李小娜介绍，目前，丛书中的《民国时期机电技术》和《李先闻自述》也即将出版，并力争在今年年内将丛书出版扩大到10本左右。“我们将力求做到专业，争取不留遗憾。口述史的工作具有不可重复性，如果第一次没做好，也很难再做弥补工作。”李小娜说。

　　樊洪业表示，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够确保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邹承鲁、梁栋材、王贵海等口述，熊卫民访问整理